开国大镇反纪实：极少提及的重要运动

1950年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国发布了《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同时，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立即对各类反革命分子进行清查和镇压。

这是一段已经被很多人遗忘的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

近日，一部电视剧《大镇反》的选角风波把人们的记忆一下子拉回到五十多年前，那一场席卷全国，不亚于任何一场战争的政治运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亲历那段历史的人全都老矣，甚至远去，“镇压反革命”也已变成一个历史名词，或许，更晚生者对这个名词都没有记忆。

当人们津津乐道于徐静蕾有没有档期出演女主角，韩雪是否早已被内定的八卦消息时，是否知道，那时的年轻共和国，正陷入怎样危险的境地？新生的人民政权又是如何度过这一危险期的？而触发这一回忆的电视剧，又将如何表现这段历史呢？

范小天：那年，我们一起被改造

日前，记者获悉，前阵子炒得沸沸扬扬的《大镇反》女一号人选近日最终确定，剧中角色妓女沈寒秋由韩雪主演。这是继徐静蕾、周迅、林心如等人的选角风波之后，该剧制片方最后选定的人选。而截至发稿前，除了苏有朋代替先前呼声很高的黄晓明获得该剧男一号的演出外，金钟影帝张晨光、“台湾电视剧影帝”张佩华也将倾力加盟该剧。当人们的胃口已经被星光闪耀的演员表吊得老高时，该片导演、编剧范小天却不敢有一丝放松。“稍一疏忽，就是对那段历史的不负责任，对那一代人的不负责任。”范小天说。

《周末》：你为什么会拍这部电视剧呢？

范小天：以解放初妓女改造为背景的电视剧《红粉》在各地播出，并取得非常好的收视率后，我就一直在寻找这种能唤起人们对当年新社会改造记忆的剧本。巧合的是，中共党史出版社在2006年出了一本名叫《开国大镇反》的书，这本书里记录了很多当年具体案件侦破的回顾和对群众运动场景的真实还原。读完这本书后，我的思绪一下子就被拉回到了那个新中国呱呱落地后险象环生的年代，激动得睡不着觉。我找了很多作家和历史学家聊这个事，《大镇反》的剧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不过，前两年我觉得还不到火候，所以迟迟没有开拍。本子又精打细磨了无数遍。

《周末》：我们知道在开国大镇反中既有短兵相接的正面战场，还有神秘莫测的秘密战场，而如今战争片和谍战片都很卖座，你的《大镇反》会是什么类型的片子？

范小天：这也是困扰我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从现在流行的趋势看，观众肯定喜欢看烽火连天的战争场面，这几年的收视率排行榜上，这类题材的电视剧都有很好的成绩。而反映情报战的电视剧也一度占据了各家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就像此前我们想找的柳云龙，他参演的几部谍战片都创了收视率的纪录。从目前的剧本来看，这个电视剧不会单纯以其中一种形式出现。

《周末》：一般来说，以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影视剧中都会有英雄人物出现，你片中是怎么设置角色的？

范小天：观众总是“喜新厌旧”的，我在创作剧本的时候永远都警告自己不要跟风。如果别人拍战争片、间谍片，塑造大英雄，我也跟着去拍，那我拍出来的戏就是几百部相同类型中的一部，肯定不会有最佳的收视率。

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对于战争，普通民众可能比较陌生、感觉比较遥远，他们熟悉的是穿插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其他事，比如建立户籍制度，比如“除四害”等，直到现在还在我们生活中保留着痕迹。我会在新片中把较多的笔墨放到这些“运动”上，告诉现在的人们，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人们，特别是普通人在用怎样的积极心态迎接这个新社会的。所以，在这部《大镇反》中，我更多地是想表现小人物“激情燃烧”的故事。

《周末》：那你剧中角色是如何与大镇反联系起来的？

范小天：我们的女主角有过错误的过去(曾经当过妓女)，性格也不那么完善，男主角则是一个被人们认为是精神病患者的人，他们都是普通小人物。大镇反开始后，他们从被动接受改造到自觉成长，他们这种转变，则折射出当时普通中国人的心态，尤其那些曾经生活在“国统区”的普通民众，在新社会建立的时候，怎么接受洗礼的，是怎么去迎接新社会的。我曾经想用这样一个名字，“那年，我们一起被改造”。

《周末》：按一般的思路，这种反映历史事件的主角一出场就是“高大全”的正面人物，而你的主角却有那么多的缺点？

范小天：从开始执导电视剧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主旋律，怎么样才能拍出一部叫好又叫座的主旋律片子？如果我通过电视剧来告诉大家，尽管有人在一边搞破坏，还有一些人在唱反调，但大多数人还是希望社会稳定，国家富强的，这是不是主旋律？如果全社会都在努力生产，曾经落后的人在环境的影响下积极要求进步，这算不算主旋律？我之所以要把女主角设定为当过妓女，男主角既是精神病患者又是老给领导提意见的“刺头”，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么“落后”的人，在新中国的各种改造运动中，都能自觉自醒，最后积极投身到建设中去，那还有什么人不能挽救，还有什么人不能变好？那么这样的影视剧，算不算主旋律？

历史深处的大镇反

无论是国内的影视作品还是学术资料中，我们很少能看到对于建国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三大运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披露和描写。在这场全民运动中，“杀”“关”“管”的规模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空前绝后，当时的新中国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危机？镇反运动是如何进行的？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疯狂的匪情令人瞠目

新中国成立之后，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疯狂进行破坏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的活动更加猖獗：散布谣言，刺探情报，破坏工矿生产和交通运输，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甚至组织武装暴乱。

在一份1950年西南军区发给中央的急电中我们看到，“二月五日在成都西南龙潭寺地区近万土匪暴乱，杀害我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闻讯前往增援部队的五十多名干部战士……”

除了残杀革命干部，匪徒还袭击并攻占政府驻地，几个月内，四川多个县城被土匪攻占，围攻邛崃城的土匪甚至达到万人之众，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八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

此外，“成渝、成灌、渝黔几条重要公路，渝泸等水路全都被土匪掐断；蓉雅、川湘公路之桥梁全被破坏……”

电报中表示，“据初步估计，仅川西地区，各种公开活动之土匪就达104股之多，小股数十、数百人，大股万余人一起活动，总计不下6万余匪。……在这些土匪暴乱的许多地区，我县、区各级政权已几乎全都被捣毁，征集军粮和调往重灾区之救济粮款，以及农村中的减租减息、建政、春耕春播等我地方各项工作，一度已全都处于瘫痪状态……”

除了四川，全国各地都普遍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反革命匪徒暴乱，据史料记载，中南、广西、湘西等地的情况也很严重，1950年1月底广西连续发生恭城、玉林、思乐等十几个县的反革命匪徒大暴乱。而且土匪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记者翻阅历史档案发现，1950年初，山东、苏北、河北、平原(解放初的一个省，后撤销)、皖北等地都爆发了大的春荒，加上土匪暴乱、大肆破坏，使这些地方我各级政府工作无法继续开展，严重影响了赈灾和生产的进行。

关127万，管23万，杀71万

1950年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国发布了《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同时，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立即对各类反革命分子进行清查和镇压。

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解放军各主力部队相继抽调一大部分精干兵力加入一系列镇反斗争。

各剿匪部队采取军事进剿、政治瓦解与发动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大力宣传和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消除群众惧怕报复的顾虑，主动揭发、劝降、争取和协助部队剿匪。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和群众的配合下，许多土匪悔过自新、缴械自首，许多土匪家人劝夫、劝父、劝子弃暗投明，争取能够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

据统计，仅西南地区1950年4月份就歼匪85433人，投诚者有38676人。经过军民协同作战，反复清剿，截至1950年6月初，全国范围内的武装股匪大部已被剿灭，共歼匪98万人。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两天后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再次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到1952年10月，全国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反革命分子已受到杀、关、管各种惩处。为夺取镇反工作的彻底胜利，公安部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全面地总结三年来的镇反工作，提出了下一步的任务。会议要求各地要结合本地区的中心工作，将一切不彻底的地方和不彻底的方面所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继续搜捕，严厉惩处，扫清残敌，圆满完成镇反任务。

1952年年底，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胜利结束。

在镇反运动中，全国共歼灭土匪240余万，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管制23万，杀掉7l万。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基本肃清了反动势力残余，彻底打垮了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从而消除了威胁新生人民政权的隐患，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更重要的是——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

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丁品当年参加二野的西南服务团后，被分配到四川泸县的石洞区。因为工作出色，1950年，他就被提拔为副区长，这里是真正的剿匪镇反第一线。2008年4月8日，丁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敌我双方的斗争正进入白热化阶段。”

西南各省的封建势力素以根深蒂固著称，据史料记载，当地的土匪、民间枪支和烟土之多，冠于全国。

“我们到了四川以后，主要工作是征粮，但当时很多地方政权还掌握在大地主的手里，当征粮征到他们头上后，他们就不干了，此外，地方上还有很多土匪、部分起义又叛变的国民党士兵以及潜藏敌特，乘我立足未稳之机，打出‘反共救国抗粮’之类旗号，迅速纠集在一块儿，组成了人数多少不一的政治性土匪，占山称王，同我们展开了‘游击战’。一时间，几乎川东南各县都有一两股以上这样的土匪，每股人数由几十人至几千人不等，其活动的中心目的便是竭力破坏征粮工作，以断我生路。因此，要征粮就必须先剿匪。”

“之前，已经有两个区政府被土匪攻占，很多同志都牺牲了，而我们区就是土匪的下一个目标。”丁品说，“一天晚上，土匪包围了区政府，虽然不远处有解放军的一个炮兵团部，但当时已经派不出人去求援。我一看不妙，连忙在办公室里大喊大叫：第一中队如何如何，第二中队如何如何……土匪听到后，不知道区政府里有多少部队，慌忙溜走。到了第二天早上，大家才松了口气。”

土匪撤走后，丁品急忙请求上级把那个炮兵团部驻扎得离区政府更近一些。后来，土匪再也没敢这样大模大样地包围区政府。

丁品对记者说，在全国大镇反期间，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土改，镇压反革命都是为了配合这个工作而进行的。

虽然大规模的土匪暴动被军队镇压下去，但丁品的身边还潜伏着很多危险的敌人，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破坏生产和建设。

一天，丁品接到举报，说距离区政府10多公里的地方住着一个日伪时期的乡长，他家囤积了很多粮食，也养了很多武装家丁。丁品先是白天登门拜访，但那人伪装得很好，客气得端茶送水，还不住哭穷，家里不仅没看到枪，还一点看不出囤积粮食的样子。但这样的伪装并没有打消丁品的疑虑，因为这次带去的人少，丁品只得先离开，准备晚上杀个回马枪。

入夜，丁品带了几个人又回来了，这时那家人已经把大门紧紧锁上。丁品决定自己先翻墙进去侦查一下，谁知道刚落地就发现中了陷阱。原来那人的大门背后早就挖好了一人深的大坑，还灌了很多粪便在里面。尽管这个陷阱只是有惊无险，但也让丁品更加相信之前举报的可靠性。“你说好好的人家为什么要搞这些机关呢。我们撤出来就立刻派部队去搜查，果然有粮有枪，更可怕的是，那人的座垫下就摆了一把手枪，如果白天我就跟他撕破脸皮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丁品说。

因为很多特务是潜藏在暗处的，所以那段时间丁品连睡觉都要保持警觉。“一开始，我们很多同志在晚上睡觉时被暗杀，后来我们就有了经验，我们把卧室安排在没有窗户的房间，这样就能防止土匪从窗户扔进炸弹。另外把床摆在刚推开房门不能第一眼看到的地方，防止敌人在门口打冷枪，匪情严重的时候索性就不睡在床上了。”丁品说，“不仅如此，我们的枪是从不离身的，睡觉时保险都开着。当时还有规定，如果有谁不通报就闯进卧室，我们可以开枪。”

北京城反革命分子大登记

为了摧毁国民党反动组织，了解和掌握敌人情况，打击继续进行捣乱破坏的敌人，早在1949年初，中共中央即通令，在已解放的大、中城市，要明令国民党、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特务、宪兵等，在限定时间内，向公安机关登记。党中央1950年3月的镇反令发出后，各级公安部门更进一步抓紧此项工作。

北京市的反动党团特登记工作，开始较早，在公安部的直接领导下，准备充分、收效显著。北京市公安局首先拟订了布告和登记办法，印发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概况》《三青团北平支团部概况》，以及驻北平特务机关、宪兵等资料，让做登记工作的干部、民警熟悉和掌握。在登记工作前，分别召开各种会议，如干部会，各行业、高等学校领导人座谈会，积极分子会，以及群众动员大会，做了广泛的宣传工作。

北京市登记工作进行了三个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共登记特务分子3533名，其中军统717名，中统1527名，其他1289名，站组长以上者179名；登记反动党团骨干分子3243名，其中国民党2797名，三青团338名，青年党21名，民社党87名。缴获各种枪支98支，证件2337件。

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北京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特务分子，除南逃者外，大部分已被北京市公安局控制，反动党团特组织基本上被摧毁。

由于登记工作的开展，在广大群众中暴露了反动党团特分子的政治面目，揭发了他们的许多罪行，这就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分清了敌我界限，减少了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空隙，为镇压反革命分子做了十分必要的准备。

要亲眼看他在人民面前倒下去

——孙子检举了爷爷

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觉悟起来。这里是一篇当年孙子检举爷爷的文章。

我爷爷叫冯锦修，河北省霸县冯村人，过去是妙峰山佛教龙华会福通盘之主。敌伪统治时，勾结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冈村宁次和大汉奸王揖唐。胜利后又和国民党的特务头子郝遇林、陈仙州等有了联系。

在我们家里，还有冈村宁次给我爷爷写的“善人匾”。他就用迷信来残酷地剥削着霸县的人民。他脑门上长了一个鸡蛋大的疙瘩，自称“老佛爷”，他对被骗入道的道徒说：“这个大疙瘩就是福，怎么别人长不上？将来要有大难，跟着我入道的就能活，不入道准死不能赦！”

15年前，他就在霸县吸着人民的血。那时我还小，详细的事情记不太清楚了，有的为了信道倾家荡产，为了给他这个“活佛”交钱就得卖儿卖女。入了他的道门儿就是走进了无底的深渊，无边的火坑。而他却慢慢胖了起来，买了房子，买了地。

七七事变那年，我六岁。乡村人民普遍地要求抗日，他害怕，卖了房地来到天津，勾结着天津的反动会道门的头子。他打发手底下的小头子把从家乡道徒们那里剥削来的钱用自行车装来，供他挥霍。接着，他做了好几个大买卖发了横财。我小时候，不知道爷爷的双手沾满了血，不知道爷爷是这样毒辣无耻的人。我花过带血的钞票，我后悔死了……

他不但害别人，还害死了我母亲。

我母亲不信爷爷的教，她看清了爷爷干的勾当。爷爷知道了我母亲反对他，说我母亲犯了“家规”，买来鬼子打狗的皮鞭，他瞪着眼，逼我父亲含着眼泪，抽打母亲，听着母亲痛苦的呼叫。

母亲就这样屈死在我的爷爷——恶棍手里。九年前，我就成了没娘的孩子；这是血债，我不能忘记，我要向他讨还！

他想用各种方法来欺骗人民。但我揭穿了他们无耻的诡计，坚决地反抗，和他们对立起来，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1949年我入团时，爷爷阻止我，恫吓我，我没被吓倒。我参军时，他又想施用故伎，但阴谋又被我粉碎了。

爷爷又是个造谣的能手，他对道徒说：“‘大道已明’，别‘胡信’共产党。”

破获“世界新佛教会”反革命组织的消息公布的第二天，我知道了爷爷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我恨他，谁也不能饶恕他。下午两点多钟，我到一区海拉尔道派出所去检举他。过了三四天，爷爷被抓走了。我心里高兴得真不知说什么好，我希望政府赶快把他枪毙了，给霸县的老乡们报仇，给我妈妈报仇，给人民除害。不久，他又被放了出来，我心里凉了。

但人民的眼睛里不能揉进一粒沙子。这次严厉镇压反革命期间，他又被逮捕了，政府把他押到霸县，将要在那里开一个群众公审大会。

明天，我要向上级请假，参加这个会，我要控诉他的罪恶，我不准人民公敌活着，我爱我的祖国，我爱这幸福美丽的生活，我不能让爷爷这样的人来破坏，我要亲眼看着他在人民面前倒下去！ (本文来源：南京《周末》 作者：周 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