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之师刘伯承

    一、以德立威，以德带将

    “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刘帅深知与官兵同甘共苦的为将之道。他曾将诸葛亮《将苑》中的《将情》篇奉为自己的座右铭：“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张，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抗战爆发后，129师在陕西三原县举行誓师大会。那时部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山头主义，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的129师大部分官兵对来自红一方面军的师长刘伯承还不太熟悉；大会还要举行更换国民党军帽军徽仪式，将士们心里有一定抵触情绪；加上大会那天突然暴雨倾盆，大家心里更充满了不悦。在大会上，已经四十五岁、浑身裹满战伤的师长刘伯承巍然屹立在暴雨中作动员，警卫员为之披上雨衣，被他一把推开。这就是刘帅送给他的部下们一份最珍贵的见面礼：坚忍不拔的军人意志、主动与官兵同甘共苦的精神。刘帅的人格魅力一下子感染了全体官兵、征服了全体官兵。

    胜不贪功，败不诿过。1937年，129师初入山西前线就取得奇袭阳明堡的胜利，全师欢欣鼓舞，就在这时，其771团在娘子关东南的七亘村因疏于警戒，被优势敌军包围，受到一定损失。刘帅得知后，冒险带领少数人员前去解围，事后迅速向中央军委写了检讨，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十分生气，在全军范围内严厉通报批评129师，就差点刘帅的名了。事实上，毛泽东并不了解全部内情，批评未免过于严厉。刘帅没有进行辩解，而是承担了全部责任。知道内情的师参谋长李达将军却对师长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永远铭记在心。

    亲临一线，不避弹雨是指挥员的一忌。刘帅经常批评部将忘记指挥员的职责，在战斗第一线逞个人英雄主义，但实际上自己经常也会以身犯忌，为的是收集第一手信息并鼓舞士气。1946年9月刘邓大军兵出太行山后的第一恶仗——大杨湖之战，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的强渡汝河之战，刘伯承都曾出现在战斗第一线，成为前线指挥员最头疼的问题。刘帅经常根据掌握的情况，及时调整行动方案，减少军事行动的盲目性；同时，刘帅的每次出现，都会深深感染和激励着将士排除万难、英勇杀敌、勇往直前。

    二、言传身教，不断练将

    一场战斗一场试。刘伯承坚持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相结合，主张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反对一切军事上的本本主义。早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时，他就认为中国国内游击战大有作为，潜心研究游击战。抗日战争爆发后，当许多高级将领对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战略方针并不完全认同时，刘伯承已经在实际行动上和毛泽东不谋而合。刘伯承一向践行少说话，多做事。为提高各级指挥员游击战实际指挥能力，刘伯承总是拟好题目后让部将去做。

    继771团在七亘村受损后，刘帅亲自到七亘村观察地形，这是日军由河北进攻山西平定城的必经之路。他定下作战决心，具体作战部署交给旅长陈赓。1937年10月26日，陈赓指挥772团取得七亘村伏击战的胜利。正当陈赓准备见好就收时，刘帅又命令他再次在七亘村伏击日军，理由是“兵不厌诈”。两天后，陈赓果然在七亘村再次取得伏击战的胜利。不久，刘帅又根据情报，在日军进犯昔阳的必经之地——黄崖底河谷设伏，并指定由771团团长徐深吉将军全权指挥。11月2日，771团在黄崖底河谷成功伏击日军，一扫初战失利的阴霾。

    1938年3月31日，刘帅建议由副师长徐向前指挥部队在东阳关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伏击敌军。曾在红四方面军指挥大规模正规战的徐帅经过长期的观摩，这时候对游击战也运用得得心应手，一举击毁敌军汽车181辆，创下八路军一次战斗消灭日军汽车最多的纪录，成为伏击战的典范战例之一。

    刘帅还有一个洋学生，美国海军部观察员卡尔逊，他在抗战期间到达过129师，先听刘帅讲游击战术理论，后到刘帅的好学生陈锡联团里体会实战。墙内开花墙外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逊运用八路军的游击战术，率领美国海军陆战队袭击日军占领的太平洋岛屿，屡建奇功。

    战后讲评是刘帅的特长。这些讲评大多建立在对学生们作业的细致检查基础之上。细心的刘帅总会挑出一大堆毛病，比如对敌情掌握不够细致，主攻方向的兵力没有达到应有的集中，预备队使用不够巧妙等等。学生们听了也心服口服。在八年抗战的每个阶段，解放战争每场战役，刘帅肯定会留下一篇有血有肉的总结文章。这不仅对部将有很大启发，也对全军将士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常胜将军粟裕是如此评价刘帅的：“他老人家论述战争，高屋建瓴，言简意赅，把理论与实践、整体与局部、全面与重点，结合得如此紧密，一场错综复杂的战争，经他的大笔，使人豁然贯通，也使人想见他当年指挥战局、运筹帷幄的风貌而不胜钦佩。”在刘帅的影响下，他的部将大多从粗线条的猛将张飞成长为文韬与武略同样出众的吕蒙。

    三、用人不疑，放手用将

    “不管黄猫黑猫，咬得到老鼠的才算好猫”，这是刘帅经常引用的一句口头禅。刘帅运用战术不拘一格，用将也是不拘一格，特别主张培养将领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作战能力。

    1948年7月，刘邓大军决定分兵攻打襄阳。襄阳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与汉江对岸的樊城互成犄角，依山傍水，易守难攻。曾经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军也在襄阳城下屡屡受挫。蒋介石深知襄阳的战略意义，派大特务头子康泽坐镇襄阳。康泽到襄阳后，采取“守襄必守山”的古训，大量修筑山头防御工事。

    刘伯承选定的攻擂手是6纵司令员王近山。出自红四方面军的王近山，外号“王疯子”。但是打襄阳仅靠一股疯劲是不行的，许多人对王近山心存疑虑。

    刘伯承对自己的学生充满了信心。1943年，刘伯承命令王近山从太岳军区率一个团回防延安，保卫党中央。旅长陈赓在为王近山送行时指示：“尽快赶赴延安，路上不要求战斗。”当王近山一行经过洪洞县的韩略村时，还是果断捕捉战机，一举歼灭由驻华北日军军官组织的“战地观战团”。敌少将旅团长以下120余名军官除3人漏网外，全部被歼。日军当时的全盘“扫荡”计划也因此被打乱。王近山到延安后，毛泽东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我早就听说红四方面军的王‘疯子’现在成了吴下阿蒙了！”

    确实，经过刘帅的八年调教，王近山已经是集勇猛与智谋于一身的将领了。

    因此，刘伯承稳坐中军帐，放手王近山大闹襄阳城。王近山到襄阳外围后，决定打破常规，采取撇山攻城的方案，以小部队监视山头敌军，以主力直取襄阳城。方案报至刘邓处，刘伯承笑道：“襄阳已在我掌中了！”6纵从7月9日攻城，一个星期后就拿下了当年蒙古人花了多年才打下的襄阳城。战后，刘帅论功行赏：“在襄阳攻城中，王近山指挥的6纵起主导作用。”

    当然，在战争期间，还有不少其他干部经他放手使用，在战争中锻炼成为独当一面的指挥员。如陈赓在抗战中期就担任太岳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坐镇晋西南；解放战争爆发后又向毛泽东毛遂自荐，以偏师强渡黄河，经略豫西，成为挺进中原的三把尖刀之一，又如传奇将军皮定均在抗战后期即被刘帅“放单”，孤军深入河南，后又带领部队成功千里突围至华东；建国后时而坐镇台海，时而坐镇西北，长期统率一个方面军。

    四、诲人不倦，死而后已

    在刘帅眼里，部将永远都是他的孩子，时时刻刻离不开大人的教导。因此刘帅以教育部下为己任，教带兵，教作战，也教做人。他教育部下大多和风细雨、循循善诱，也有少数时候为治病救人棒头顿喝、不留情面。

    “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在秦基伟、皮定均等将军的回忆中，刘帅经常告诫他们，行军作战要把“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等“五行”弄清楚，这是取得战役战斗胜利的关键；否则“狗戴砂锅，乱撞一阵”。1938年3月，刘伯承准备在河北邯郸至山西长冶公路间的神头岭伏击日军。定下决心后，他亲自到预定战场观察地形，发现地图上原本在岭下绕过的公路实际上是从岭上通过。刘帅乘机教育身边人员说：“按图索骥，纸上谈兵，把部队埋伏在下边，恐怕鬼子从岭上过去了，我们还在岭下傻等，甚至可能挨鬼子的打哩。”刘帅走后，准备参战的几位旅、团级干部又进一步侦察了神头岭地形，为后来取得著名的神头岭大捷奠下良好的基础。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刘帅因受到错误的批判，离开了军队主要岗位，但他仍然关心国防和军队建设，并把他长期思考的理论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1965年1月，传奇将军皮定均前去看望病中的刘帅，刘帅在病床上向学生讲授了一条心得体会——任何防御都要有预备队。这是他反复总结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教训的结果。这次教导在皮定均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军事冲突后，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皮定均在刘伯承元帅的力荐下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坐镇大西北，按照刘帅的指导思想整军备战，有力威慑了国境线外蠢蠢欲动的苏军。

    正是由于刘帅同时具有全面的带将之德、练将之道和用将之术，又以诲人不倦、死而后已为己任，其麾下的大批指挥员被培养成为智勇双全的复合型高级将领，使之以百花齐放之势，璀璨于解放军名将之列。据统计，在国际风云波谲云诡、国内政局动荡的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镇守全国11个战略大军区的统帅几乎有一半是刘帅的学生：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后对调到福州军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后对调到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后对调到沈阳军区）。他们确保了中国半壁江山的安危。（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侯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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